辜振甫在台湾工商界的地位无人可比。而他能取得这样的显赫地位，与政界关系密切是重要因素。他在台湾素有“头号红顶商人”的称谓，他的人际关系是岛内其他家族所无法比拟的。

　　辜振甫也走过一段曲折的路。台湾光复后，一些留在台湾的日本人联合台籍人士发起了自治运动，组织“台湾自治委员会”，筹划“台湾独立”。辜振甫也卷了进去。这个计划自然没有成功，而辜振甫本人也于1947年遭到公诉，于是他隐忍了一段时间，跑到香港暂避风头。

　　1949年，国民党到了台湾后，对辜家相当优待，辜振甫于是从香港回到台湾。1952年，国民党实行土地改革，先征购地主土地，再转卖给农民。辜振甫积极响应，把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大量土地和盐田交出来。紧接着，他通过亲戚认识了当时的“经济部长”，后来又认识了“行政院秘书长”黄少谷。在黄的安排下，辜振甫受到当时的“行政院长”陈诚的接见，受聘为“经济部顾问”。此外，台湾当局还把水泥、造纸、农林和工矿4家公司的股票转给辜振甫作为征地赔偿。

　　这样，辜振甫不仅在经济上未受丝毫损失，而且摇身一变成为新暴发的工商巨头。

　　在经济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后，辜振甫在政治上也不甘寂寞。1956年，他被指派参加日内瓦劳工会议，从此开始了“经济外交”生涯，得到蒋介石的器重，偶尔还让他当日语翻译。在日本准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夕，辜振甫受蒋经国委托，携带75万美元赴日秘密游说日本国会议员。他审时度势，眼见大势已去，就把美元悉数带回台湾，蒋经国因此对他印象深刻，甚至一度想让他当“行政院副院长”。1982年，辜振甫被提名为国民党中常委，进入国民党党务系统的决策核心。1990年11月，海基会成立，辜振甫一直担任董事长。两次“汪辜会谈”更使他成为海峡两岸知名的政治人物。

　　辜振甫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笔当属“汪辜会谈”。1993年4月，以两岸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“九二共识”为基础，辜振甫与汪道涵在新加坡举行了为期3天的“汪辜会谈”。1998年秋天，辜振甫在上海又与汪道涵会晤，并达成4点共识。

　　在对外关系方面，辜振甫家族与各国政要和工商界巨头的联系之广、关系之密切更是台湾其他集团所不能及的。比如，在日本，辜振甫利用父亲的关系结识了很多权贵，与岸信介、小渊惠三、佐藤荣作等联系密切；在美国，里根还任加州州长时，他就和他拉上了关系；在菲律宾，他与马科斯和拉莫斯家族都相当熟悉。

　　辜振甫的座右铭是“谦冲致和，开诚立信”。因此，无论是在日本统治时期、两蒋当政，还是李登辉时期，他都相当吃得开，一直立于不败之地。其妻严倬云不仅得到宋美龄的赏识，与李登辉妻子曾文惠的关系也相当深厚。辜振甫和李登辉的关系更是可以用“甚笃”来形容。两人经常一起切磋球艺，并利用这些机会讨论岛内外局势。不过自1997年底以来，两人的关系似乎没那么近乎了。辜振甫曾无奈地表示：“有些话，李先生现在已听不进去了。”

　　辜振甫曾说，唱戏或唱歌，如从丹田发声，对健康非常有益。医生解释是内脏运动，百病皆除。他曾动过两次手术，是唱戏使他活到现在。

　　他的京剧专家名号早已传遍海内外。1998年10月，也就是第二次“汪辜会谈”期间，海协会特意在戏院款待了辜振甫夫妇。京剧名角唱完后，辜振甫兴致所在，也欣然登台唱了三段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评价说：“他唱得非常好，很有余派韵味。”（据11月11日《新快报》）